葉沂的部落格

范曄童年與父親的一次遊戲中，出其不意絆倒父親，父親忿斥著說，怎麼可以對你爸爸這樣。意思是，即使是在遊戲中，父子仍是不平等的關係。

王文興《家變》發表於1978年，這本小說爭議之處：文字的應用與內容的不道德。文字不通、費解的地方頗多，也是本書的特色，作者強調不能輕易地掠過它的文字，我不想探討小說的文字意涵；但另一爭議，小說的不道德，倒是不成問題。細讀這本小說，作者深入的挖掘人心的真實，大膽地揭露父權意識的腐朽、荒謬的裡層，這才是這本小說的主旨所在。

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是聯合報六十九年度長篇小說獎作品，這一本小說在文藝界知名度頗高，讀者眾多，甚至還改編成電視劇。但流行不代表他它的高品質，稱之為通俗小說較為允當，若要列入嚴肅的文學作品之林，恐怕還不夠格；奇怪的是，當年這本小說是經過幾個學者和小說家評審產生，不知道他門的眼光怎麼會如此。我想可能的解釋是當時的文學園地的貧瘠，這樣的作品才會出線。

在南京看到野雞、乞丐遍地，作者的祖國憧憬已經破滅，在一間餐館用餐，一個女侍拿出髒兮兮的毛巾，說馬馬虎虎地用著吧。他就是不能馬馬虎虎，這樣的心態使自己痛苦。「這就是我的煩惱。就是這種燃燒不起來的不徹底的中間思想使我痛苦。有憧憬、有理想、但沒有向前衝的勇氣。……我從小就被比自己還小的小孩打了，也不反擊，不抗議。兄弟們欺侮我時也一樣。這種個性，不管到那兒都不能得到安樂的。」

吳濁流《無花果》中有一個重要的子題，即懦弱與反抗的拉扯，因為這一本書是吳濁流前半生的回憶錄，書中有幾次提到他的懦弱、不抵抗的性格，但在他的生活、職場生涯看來卻又不是那麼的懦弱，反而比一般人更具反抗精神，那麼是作者謙虛呢?，還是真的不與人爭，不與體制爭，是他為人處世的基調?

商人劉三奇在日據時期是一名工友，戰後翻了身，戰後狂亂的物價上漲中，劉三奇學到了一個經驗，就是囤積居奇，他的資本來自販賣藥品所得的資金，藥品來自將離台日人，私下從公家拿出來交由劉三奇販賣。賺錢的方式無奇不有，劉三奇在一次颱風天，看到有人用貨車，將吹落的蔗板、鐵皮、紗窗等載走，這是發颱風財，無本生意。在戰後一片混亂中，劉三奇搜購日本人的家財道具，然後拿到鄉下去賣，鄉下人總以為這是高級品，因此賺了一筆。

日據時期的大學生，比現在的大學生更具人文素養，林駿是日本東大畢業，戰後屈居銀行經理職位，不能再往上爬，在為兒子娶媳的宴會上，幾個現任大學教授的同學說道：高等學校時代，我們也受了日人同學的影響，猛啃了些哲學與文學的書。連理科的同學也把這類的書當成教養。讀哲學、文學的書，視野拓寬了，對將來的世界觀自然有益處。我們中國學生也很用功，可是不曾多看教養的書，所以思想不免偏頗些。這也難怪，我們的環境是一個拜金主義的時代啊！

龍瑛宗《紅塵》發表於1997年，由鍾肇政翻譯，距離1937年膾炙人口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已有60年。戰後除了幾篇短製之外幾無作品問世，鍾肇政稱之為命運，主要是日文被禁，在白色恐怖下它是被敵視的語言。這一本長篇小說寫戰後的形形色色，對於戰前戰後的對比，作者有深刻的觀察，因而本書可視為二戰前後台灣文化的一個文學的檢視，它的縱深，從戰前一直延伸台至灣經濟剛起飛之時。

李昂《殺夫》是聯合報七十二年度中篇小說獎作品，寫陳林市謀殺親夫，被判處死刑的故事。

宋澤萊《打牛湳村》發表於1978年，故事地點是雲林二崙鄉，打牛湳是梨仔瓜的名產地，慢慢地也傳到周圍的十二聯莊。打牛湳村的蕭笙和蕭貴兄弟在村子中是很特別的人物，他們的田遭水患最嚴重，只能靠一季的梨仔瓜維生，此外，他們常常揭發打牛湳的瘡病，尤其是貴仔的瘋樣使村民手足無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