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澤萊《打牛湳村》發表於1978年，故事地點是雲林二崙鄉，打牛湳是梨仔瓜的名產地，慢慢地也傳到周圍的十二聯莊。打牛湳村的蕭笙和蕭貴兄弟在村子中是很特別的人物，他們的田遭水患最嚴重，只能靠一季的梨仔瓜維生，此外，他們常常揭發打牛湳的瘡病，尤其是貴仔的瘋樣使村民手足無措。
包田商是產地中盤，到田裡估算買梨仔瓜的價錢，通常壓得很低，貴仔的三分瓜仔田竟只值8千元，城裡小孩的工錢也有好幾千塊，這種價格讓貴仔對商販厭惡起來，他說，你們這麼容易就騙得了打牛湳，他們都是愚蠢的一群，像土番鴨一樣，但你們騙不了我。
在瓜果市場，農會人員過秤就要收秤費，但對不公平的交易農會從來沒有任何作為，那些商販稱為「菜蟲」還不夠貼切，稱之為「牛蜂」更適合，牠們知道那頭牛較香，可從牛角上叮出一口好血。他們來這裡採買如一斤2元，3元賣給中央市場，中央市場4元賣給商店，商店5元賣給顧客，這是為什麼產地價賤，而市面上蔬果仍昂貴的原因。
商販嫌東嫌西，就是要壓低價格，在大熱天商販十點多才開始採買，時間過去，農民就更加急躁，怕賣不出去。蕭笙有一次就這樣被耍了，他的貨只賣到兩塊三，但別人的卻都賣到三元。樂觀，常掛著笑臉的笙仔沒有怪誰，他只想有朝一日，他要造大豬舍，飼養藍瑞斯，度晚年，這是他的願望。
貴仔是農村知識份子，讀過高農，但一副邋遢樣，又愛罵東罵西，村民都視他為怪物。梨仔瓜在拍賣市場賣不到好價錢，貴仔心生一計，用推車載到臨近市鎮賣，但去了發現價格還是很低，且不少同村的人也運來這裡賣。最後一計是和朋友用推車將梨仔瓜載到濱海的村落賣，那裡的經`濟差，還是賣不掉。
在瓜果季，村民會集合在大道公前，祈求大道公的幫助，主委一上台就說要修這個，修那個，就是要村民樂捐，笙仔很為難地認捐二千元，但被貴仔阻止，貴仔說，瓜果賣不出去，只會做這些蠢事，你們一世人只會做這些憨頭，開會是要決策的，不是做這些鬼怪的事啊！村民鎖起眉頭，都陶醉在樂捐中，沒時間理會他。
故事的尾聲：笙仔把賣不掉的梨仔瓜曬成乾，或許醃久了，冬天一到，可拿來炒鴨蛋。在這時，村民看到蕭家的壁上，打牛湳的告示牌上、柳樹上、社區牆上都貼了一張張的紅紙黑字，這些字建議改革瓜果市場，還鼓勵打牛湳的人團結起來打商販。隔不久，蕭家兩兄弟就被請到警察局去了。
這篇小說，據稱寫給關心農村問題的知識分子，的確，農村問題在每一個時代都是頭等的問題，台灣土改可以說相當成功，但有了土地的農民不過是擺脫最嚴重的剝削狀態而已。幾十年的以農養工的政策，使農民生活無法改善，種經濟作物又是一窩蜂，常生產過剩而血本無歸。
文中出現的菜蟲或者稱為牛蜂，到現在還存在，產銷的現代化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產銷失衡在這一二年相當嚴重，學者專家說建制APP讓農民知道目前種植數量，但可能嗎?台灣以小農為主，有現代觀念的青農還是少數，怎可能大家都使用APP?學農的一大堆，但遇到問題似乎也派不上用場。
在生產成本以下或災損，我們是有補助，但金額過小，對改善農民的經濟很有限，問題在於大金額的補助或補貼是否合理?在美國、在歐盟對農業的補助，不必是農企業，小農每戶每月可以得到好幾萬的補助，歐盟的理由是，農民為這個國家維護自然環境，所以有這個資格，這一觀念在台灣還不普及，如果國民普遍地理解，農民有一個基本收入是很基本的要求。
文中的貴仔是農村少數知識份子，過去的農村的讀書人少之又少，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農不在少數，問題是，能否團結為自己的利益發聲?現在農民是少數，如果能團結可以凝聚成一股力量，但也很不容易，因為現在農村的是以廟宇為中心，他們關心的是香油錢，對於農業的興革沒興趣，貴仔的批評到現在仍適用，或批評的對象變得更遭糕。
《打牛湳村》一發表，台大中文系教授齊益壽就以這一篇小說為教材，從這裡喚醒了知識分子的良心，也啟迪了青年學子對文學中的政治、社會面的關懷，在一個八股、教條的蒙昧年代，注入了一股現實、批判的活力，也標誌著台灣文學走入民間、走入社會的一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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