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的大學生,比現在的大學生更具人文素養,林駿是日本東大畢業,戰後屈居銀行經理職位,不能再往上爬,在為兒子娶媳的宴會上,幾個現任大學教授的同學說道:高等學校時代,我們也受了日人同學的影響,猛啃了些哲學與文學的書。連理科的同學也把這類的書當成教養。讀哲學、文學的書,視野拓寬了,對將來的世界觀自然有益處。我們中國學生也很用功,可是不曾多看教養的書,所以思想不免偏頗些。這也難怪,我們的環境是一個拜金主義的時代啊!
_缺乏人文素養是戰後大學生的共同課題,文學藝術不能當飯吃,理工醫才有成功的機會,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連幾本人文書籍都不碰就說不過去,這就是工具人,就是匠人,除了社會風氣使然外,人文學科也須負責,盡是些抽象空洞的理論,如何讓門外漢進來;或者能和生命起連結的哲學、文學根本就極少見,要增長智慧就到佛教去找,這是佛教歷久不衰的原因。
日據時期台灣讀書人的出路很窄,日人不願台人求得高深學問,最好台人只是農民或低層的勞力者。讀書人在戰後出路寬闊了,半山獲得重用,受過高教者多少也有適當的工作,雖然早期政府高階職位都被外省人把持著。
王秀山高校畢業,對於東大出身的林駿多少有些鄙夷,他們兩人前後進入一家公營銀行。王駿靠著同是東大畢業的總經理才能進來,由專員升至經理,但也止於這個職位。
總經理對林駿說,我們的時代已過去了。林駿說,我是一棵不開花的菅草呢。林駿年輕時不顧一切地用功,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以台灣人身份摘下那朵世上罕見的花。他戴上面具,取了一個日本名字,擔任郡首職務,日本戰敗後,帝大畢業的人據高官、財經要津的大有人在,但他的烏紗帽丟掉了,他只能蟄伏,不過還是守著知識份子的分寸,言所當言,不會刻意地阿諛諂媚。
王秀山就不是如此,他由一個小職員升到助役(相當公所主任),在帝國時期他比誰都賣力地為日本收刮軍用物資。在改朝換代後,拍馬屁的對象須改變了,他火速地學國語,他知道它的用途。他透過關係,拿著禮物找半山董事長,一開口就來了馬屁攻勢,極誇對方以一台灣人身份,卻及時回歸祖國,參加抗日戰爭,真是勞苦功高。
他把半山捧上天,最後才吐露真意,希望能在先生手下做事。靠這一套,逢年過節,準備厚禮到半山那邊行走,不數年,就成了獨當一面的分行經理。有了這個職位後,王秀山就可以拚命地撈,小職員升遷靠他,所以需要送禮;生意人需款孔急,更需送禮,他從中還可以得到回扣。
_這就是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無怪乎,即使只不過是中階公務員,他若佔有肥缺,不出數年就有了豐厚的身家;中階官員如此,高官更不用說了,兩袖清風者有之,但鳳毛麟角。這種惡習,中國數千年來都如此,戰後台灣也沾染這種習氣。當然現在比較不那麼赤裸裸,但它以更隱密的方式存在,所得到的利益恐怕也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