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土耳其進攻維也納失利後，在1698年簽定卡羅維奇條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奧地利割讓匈牙利與外西凡尼亞(今屬羅馬尼亞)，從此以後帝國的擴充可說已告終，但往好的想，帝國進入一段和平時期，可以讓帝國重新整頓再出發。
進入18世紀，鄂圖曼土耳其的外交多於軍事，從1739-1786年間帝國西疆的和平主要是以外交來達成。對於這一新的形勢難道帝國不思進取，不思擷取西方諸國的長處，而只能率由舊章嗎？帝國一向被認為對西方國家的壓迫，反應過於遲鈍，這當然是事實，但這是老大帝國的通病，不是鄂圖曼土耳其才如此。如果和中國比起來，這一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帝國，比起「東亞病夫」的中國，其實在面對挑戰上它的反應靈敏多了，只不過地緣因素，鄂圖曼土耳其必須早早就替東方的中華帝國擋住西方列強的子彈，這一站在前線第一排的地位，才特別顯出它的老態、脆弱、無能。
鄂圖曼土耳其早在卡羅維奇條約之前，和西方國家已經多所往來，1720年大臣葉爾米賽基茨為同意法國修復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之事前往巴黎，此行被交付的任務是對工廠及要塞，文明與教育方法，對適合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能應用的東西提出報告。前一年大臣為了和奧地利簽約，跑了一趟維也納，充份注意到了帝國外邊可以學的甚多。
此行對高層人士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在器物利用上，只要合於實用又對社會秩序不會破壞，帝國上層人士接受度極高，如鐘錶、磁器、時裝等等。但也僅只於物質文明的表面，對於可能動搖帝國基礎的改革一開始就敬謝不敏。這一時期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工業革命還在萌芽期，西方國家對中國文明還抱持仰望欣賞的態度，而滿清帝王也是如此，博學的康熙認為西方文明在中華文明之下。1793年乾隆甚至對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說中國「從不貴奇巧，並更無需爾國置辦物件。」這一孤立思想在東方行得通，日本鎖國也是同一套路，和外國有限的接觸，才能避免國家受到不良的影響。
18世紀鄂圖曼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已有密切的接觸，但未能造成深度的文化轉型。對於西方模式的全盤接受在意識形態上不可能，帝國以伊斯蘭的守衛者自居，這一立國精神豈能在西方國家未明顯佔優勢前就自行拋棄？如果這樣做，未能在國外事物上取得優勢前，自己內部就已陷入無止境的紛擾中。而最現實的，如果果要全面現代化，就會威脅到特權階級的地位，如軍事現代化，教士階級全然不能接受，因為這樣一來教士壟斷教育的地位勢必消失。
18世紀從法國叛逃到帝國的邦奈特，在蘇丹的允許下，幫助帝國的軍事現代化，雖受到阻撓，但也多少促進了帝國火砲的現代化。但1734年建立的軍事工程學校，在禁衛軍及教士階級的反對下，在1750年關閉；教士階級是鐵板一塊，要到19世紀帝國行將解體之際才，有可能從這一傳統中解脫出來。
18世紀鄂圖曼土耳其對西方的崛起固然顯得遲鈍，但從老大帝國來看已經是走到前沿。同樣受到外國勢力不斷逼迫的大清帝國，卻是對外面世界的變化毫無警覺，所以才有乾隆的驅逐英使之舉。帝國主義已經攻入北京後，變法自強成了不能不走的路。但反對者眾，一方面是識見不足，另方面是妨害當權者的利益，所以只有學得西方武器的皮毛，即使軍事上粗有建樹，但在甲午一戰，徹底的顯示咸豐同光以來的自強運動，改革的力度完全不足，完全不能把掌握西方的精髓。
郭嵩燾在光緒2年(1876年)出使英國，兩年後被召回，期間將他的見聞寫成「使西紀程」一書，可說是中國外交官最早對西方國情的完整報告，他對只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砲深不以為然，郭氏說：「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相強。」想不到被禁止出版，還被參劾，說郭「有二心於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等語，郭氏受到的待遇，和一百多年前鄂圖曼出使的大臣相較，可說天壤之別。而以受西方的壓迫程度來看，當時的鄂圖曼相當輕微，而中國卻已飽嘗洋人入侵的苦果。看來中華帝國冥頑不靈的程度，不被推翻醒不過來。
1830年代鄂圖曼土耳其的衰落，已到了難已回復的地步，數百年來征服的歐洲土地一塊接著一塊喪失，帝國看來就要瓦解，外部的巴爾幹靠本土部份須派兵防守，內部則安納托利亞、敘利亞、傑濟拉(在現在伊拉克)、葉門這些地方時有騷動，帝國也不能放著不管。這時北方的俄羅斯準備入侵，埃及在法國人的撐腰下欲脫離帝國獨立，在這樣的憂患下，及為了安撫重要的國際友人英國，鄂圖曼土耳其開展了「坦志麥特」革新時期，非穆斯林取得和穆斯林統同等地位，推廣世俗教育，以西式方法培訓官員及軍事人員，削弱神職人員權利，設立財政部和預算制度等等。
這些改革取得英法諸國的支持，所以才有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對俄羅斯宣戰。但是從此鄂圖曼土耳其的財政完全受制於西方，而自由主義的改革落得兩面不是人，穆斯林對於自己身份竟和非穆斯林平起平坐，改到萬分的憤恨，而19世紀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更使得巴爾幹諸國為擴增國土而蠢蠢欲動。帝國的改革雖然在跌跌撞撞中進行，但能1913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得勝，在1915年達達尼爾海峽重創英法艦隊，1915-1916於加利波里擊敗協約國軍隊，都可以看出帝國並不是垂死病獸，而是仍保有一定戰力的帝國。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能丟棄舊帝國的包袱，所以能致力於打造現代化的國家；中國則久經戰亂，要在更晚之時才能站立起來。
滿清的改革是在辛丑之後，廢科舉，預備立憲，試辦地方自治，民國成立後改革的力度白加大，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內的政治軍事長期處於亂局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不可能取得重要的成果。正如郭嵩燾所說的，學習外國的器物只是末，本在於西方人的政教，「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淳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因而中國要成為現代化國家，必須走很長的一段路才可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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