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鍾聲被槍絕，鍾鼓等人被流放到火燒島，從1953到1973年間，尖厝崙開啟了最大的移民潮，村子的年輕人大都北上找機會。他們是都市的打工仔，大字不識一個，在都市中甚至不敢出門，處境也許比今日的外勞還艱難。到了90年代，這些人大都在新北買了房子，到了老年在公園唱卡拉OK，有些人渾身是傷，但當時不知道這叫做工殤。
這一段寫島內的移動，農轉工的自然現象，也是政府刻意踐農重工的結果，但在這當中，立足於都市的鄉下人，回到故鄉可能成了陌生人，他們的祖厝可能拆了，田地賣了，異鄉成為故鄉，這就是現今北台的人口構成的基底。鄉村成了棄兒，只有在選舉時才會被看重，成為政權重要的鐵桿部隊，但台北之外常被視為落伍、粗俗的代名詞。
小說中除了聚集疾病外，另一重點是賭博。賭在農村是普遍的現象，在鄉間的農閒時節沒有不賭的，小孩在吃飯時間須把沉迷賭桌的父親或祖父捉下來。小孩長大了自己也加入賭局，為自己的人生賺籌碼。舒義孝的父親就是有名的賭鬼，賭到要把小妾、孩子賣掉；失去親情，失去物質，最後躺在棺材內，債主還要脫下他的新皮鞋來抵債。
農曆年間更是大賭特賭，賭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把他們帶到夢想遠方的激情方式，這是一種對傷害的轉移。賭可以把所有人的情緒沸騰燃燒，把平時不相干的人連結起來。虎妹的老爸三貴嗜賭是本性使然，天生賭性堅強，而虎妹的丈夫若隱也染上了賭，卻是不得志的轉移，這類人把內心的猛獸喚醒，在年節間盡力釋放。
整夜狂賭，白天村子有如死城，大人都在補眠。鍾小娜早晨在村子閒逛，在小溝邊望著水上的四色紙片，那是玩一次即丟的四色牌，隨著水流如舟筏般地流蕩至河口。鍾小娜說她第一次寫作文時就寫道：「我家有條彩色的小溪，上帝偷偷在人們睡著時在溪裡上了色......
以上寫賭，寫四色牌，寫得很精彩，賭徒小說不少，有名的褚威格《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寫賭徒整個外表扭曲的變化；這裡寫的是整個時代所帶來的壓抑和各人對其際遇的回應。這一幅鄉村賭博風情畫，大約是50年代至70年代台灣鄉村的重要內容。我在1960年代北台灣農村，親眼看過賭客的形狀，那些賭客，以女性居多，拿起四色牌熟練地攤開，如孔雀開屏，然後迅捷地丟出，外行人完全無法企及，沒玩過四色牌的人，一攤開牌就是高低參差不齊擠在一塊，沒有辦法那麼的純熟俐落。打完牌以號，可能是數回換牌，如果過一回就換牌的，可能賭很大。賭完的牌就丟到垃圾堆裡，兒童經過都會看上幾眼。
三貴的一生可作為賭博警示錄，但三貴可能早看穿這一點，我們的先民渡過黑水溝不是賭嗎?這須有和死神對賭的勇氣。其後全台陷入瘋狂的大家樂、六合彩，虎妹也樂衷其間，才知道她帶有父親遺傳的基因，她最討厭的父親的毛病竟然也在她身上復發。賭會遺傳，虎妹的女兒鍾小娜似乎也遺傳到了，她賭的是更無形更夢幻的東西，她賭寫作和感情，虎妹笑她傻，「憨人才寫作，傻人才愛垃圾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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