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亡國之痛的文章，最容易出現在改朝換代之際，但可能是語言的表達方式的原因，如中文白話小說須待中國五四以後才蓬勃發展，用日語寫作也須等到日本殖民二三十年以後，無怪乎，寫日本壓迫、國族之痛的小說大多見於三十或四十年代之間。
日領台四十年後，台人民族意識仍未被銷鎔殆盡，漢文仍未被禁止，甚至還有人留辮子，這些遺民的聲音在朱點人的《秋信》這一短篇小說可以了解個大概。65歲的斗文先生是前清秀才，曾在台北的撫衙工作數年，日本統治後移居鄉間，不學日文，終日以寫書法，讀中文書報自娛。
1935年台北舉辦「台灣博覽會」，日本動員令一下，即使農村居民也知道這一訊息，並且想一睹為快。老秀才不為所動，但在日警的逼迫下只得動身前往。老秀才穿著傳統唐裝，咬著竹煙吹，不畏車站內眾人異樣的目光。從台北火車站下來，一望街頭許多的自動車，抬頭看到一座高築的城門，城門的上頭寫著「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讓他驚心動魄清醒過來，到了博物館，看到文化設施館，他關注教育，看到上頭畫了三個學生，拿著鶴嘴鋤及算盤，老秀才不懂日文，旁人說這是寫「產業台灣的躍進，是始自我們」，說完發出哈哈的笑聲，繼起的笑聲則來自兩個日本學生，並對他投以鄙夷的眼光。
老秀才崩潰了，若他懂日文定會和他們爭辯，他不禁衝口而出：倭寇！東洋鬼！清朝雖滅亡了，但中國的民族未必……你們東洋鬼才能躍進，若是台灣子弟連寸進都不能。
老秀才想去看以前任職的撫台衙，人力車夫說現在已經改建成台北公會堂(現在的中山堂)，撫台衙被移至植物園，車夫將他帶到那裡。他坐在椰子樹下冥想著……啊！屋貌依舊，而往事已非了！
老秀才真不容易，過了四十年仍不接受外來文化的汙染，老秀才的怒氣可能是台民長期被壓迫集體潛意識的暴發，當然在庶民來說，大部份人是當順民，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意識；鄙夷，也常見於當時統治者的言行中，對於一個有自尊的台灣人不可能嚥下這口氣。
「台灣躍進」當然只是口號，台灣作為南進的基地，台人和日本人不可能有同樣的待遇。
對於一個傳統知識份子最不能容忍的是記憶的抹除，充滿政治符號的撫台衙不見了，這個見證他人生第一步的場域被移除，可以說人生中缺了一大塊，也難怪對於今昔之變會有這樣強烈的感慨。
撫台衙＿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在建物、名稱改變之際，有許許多多的人記憶被抹除，從而感慨萬千；而新的稱呼，在經過一些年日後也會被有識者唾棄，而換上帶有政治符號的稱呼。其實不要政治角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符號自然會剝落、淘汰。但有些事不不能等，政治符號不能在市民生活的中心，如中正紀念堂怎麼可以是台北的地標?鄭成功是原住民苦難的開端，他的雕像怎能一到台南就看得到?以「成功」為命名的學校、路名何其多，原住民不會感到大大的傷害嗎?，。
從老秀才情緒的暴發，可以看到歷史記憶的珍貴，這種情感必須尊重與理解，對於他所念念不忘的政治符號，除了情感面以外，還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台民在日本統治下是受損害的族群，有了這樣的認知，我們就不會覺得他的緬懷前朝有什麼滑稽可笑之處。現代的政治符號若有改變，這個符號下面的政經基礎如果不是給他帶來什麼傷害，那麼反對改變，可能只是要尋求純情感的寄託罷了，這種情感和老秀才比起來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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