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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文短篇小說中就以《最後的紳士》這一篇最令人有感,那是對一段消逝的年代的哀悼,文中穿白西裝白皮鞋拄著拐杖的老紳士,有太多的感懷,基本上那是對美好生活的破壞、優雅教養淪喪的感懷。

 

孫女常把家裡的電視開得很大聲,端著飯站在電視前,是這個家庭的異類。讀醫科的大孫子半夜吹口哨,上廁所不關門。孫子寄成績單回家,父親的名子下也沒有先生兩個字,問孫子,他說是老師說的。

 

老先生看在眼裡,皺起眉頭,這些生活細節不過是基本的生活禮儀,還說不上是紳士淑女應有的教養。老先生接受的日式教育,對生活小細節不會放過,但戰後的教育,不重視生活教育,跟升學無關,老師不會嚴格要求,若嚴格要求常會招來家長的反彈。

 

工商發達後水圳加蓋門口的榕樹砍掉,加蓋後後街便成店面。反對砍樹不是現在生態保護的原因,單純是不喜歡引來嘈雜的攤販,老先生怎麼會習慣清幽的環境變成喧擾的模樣?老先生不是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衡量,而是從是否宜居的觀點來看。

 

老先生的兒子選舉失利,必須賣掉房子還債,老先生很不捨,房子連同土地約600坪,是小鎮最美麗、特殊的建築,在附近房子還沒蓋起來前,在二樓就可以看到大片的農田及在農田工作的農夫。在夜靜的時候,總會聽到水聲和蟲聲,現在水圳加蓋,當然聽不到水聲;蟲聲以前是從田野傳來,現在則只出現在自家蕪雜的院子裡。

 

鄭清文的小說是白描,沒有添油加醋,但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自然、土地的珍愛、眷念,就是對破壞者的控訴。他的聲音和這個時代的主流違逆,都市發展不斷地擴大,就連小鄉鎮也有所謂的都市計畫,區內只要有空地就蓋房子,管它車流量如何,馬路一條條地開闢,平原幾乎成水泥森林,大片的綠地被壓縮成有限面積的公園。這種惡果是那一種思維造的孽?我想經濟發展的思維是主要的殺手,政客配合這一個口號來尋租,地主建商獲得暴利,而一般民眾的好處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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