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沂的部落格

                       造訪越南革命老區

這趟越南行的主要目的是看心儀已久的湄公河，和越戰博物館。因為想避開西貢的嘈雜，所以沒去市區內最著名的「美國戰爭遺跡博物館」，這個博物據曾看過的人說，輕鬆鬆地進去，沉重重地出來，可見它對參訪者的震撼性。我要去的地方，一在美萩，一在檳椥，這兩個紀念館鮮有外國客到訪。

在美萩(距西貢車程約2個多小時)的北邑 (Ap Bac)，1963年越共和美軍、南越軍在此激戰，越共獲得不小的勝利，擊落2架直升機，破壞2部裝甲車，這一仗是越戰全面爆發的序幕，也是越共建立信心的關鍵一役。博物館當然歌頌越共的英勇，我注意到他們的重視程度，博物館每年高官都會來，這是他們的歷史，他們對國家認同的大事。

我們11點左右底北邑，從大街轉入一條小路，車輛還能通行，如果會車就有點難。眼前一大片種植稻米、蔬果，養殖魚塭，有許多大樹陪伴這一孤零零的紀念館。想不到還沒開放，據村民說要下午才開放。我們在外頭參訪，門口的告示牌，寫著門票價碼，不到台幣十元，有兩條重要告示，一是不能破壞館內收藏物品，另一是不得為傷害國家行為。後一條大概是不能扭曲它們的正面形象。

館外一處涼亭頭有一碑文，羅列死難烈士名單，兩旁有喃文(越南漢字)8字楹聯。後邊保留了兩三棟當時的農民家屋，以茅草編成，一個塑像農民坐在屋內。另一棟屋子有土製防空洞可能別處移過來，有些簡陋只能抵擋輕武器，擋不了大砲。紀念館前的雕像，兩個士兵，一個持槍瞄準前方，另一個槍管上仰，顯然是準備擊落飛機的姿勢。

             細雨，湄公河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湄公河，這是比較容易抵達的航段，外國人稱這條河為「強大的湄公河(mighty Mekong)，這是指水勢的浩蕩雄偉，雖然這個稱號在水流減少後，遜色不少。這裡離出海口約60-70公里，已經是湄公河的尾段，大河從青海的玉樹起源，長度4千多公里，一路吸收從中、緬、寮、柬、越諸國的大大小小支流的水流，最富奇景的是寮國、柬埔寨邊界的孔恩瀑布群，而水流最大的則是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段，這裡到了雨季，一片汪洋，如果遇到風暴，則是駭人的拍擊兩岸，房屋傾倒或掃入河中，幾年來這樣的災難已有2千多起。

湄公河三角洲是6000年沉積物造成的結果，初始就是沼澤、沙丘，慢慢地才形成堅實的陸地。喔㕭文化（越南語：Văn hoá Óc Eo）是1世紀至7世紀的扶南王國時的遺址，迪石灣(在泰國灣)河口還挖掘 出Nen Chua遺址，透過運河和喔㕭相連結，這是當時東西貿易的輻輳之地。扶南王國在七世紀衰亡，繼起的吳哥王朝，名義上擁有湄公河三角洲的主權，但不過是名義的， 實際上任其荒蕪。8世紀吳哥王國興起，在它們逐漸西擴的過程中，和地處今日越南中部的占城王國透過湄公河、洞里薩湖競逐霸業。這時湄公河顯然是一條效率極高的軍事動線。

這時候湄公河三角洲人煙稀少。周達觀在元朝成宗年間到達吳哥，寫下了著名的《真臘風土記》(1296年)。周達觀從浙江出發，暫泊占城(越南中部)，船舶經由三角洲出海口進入吳哥，他看到海口：「彌望皆修藤古木(看過去許多老樹都有藤蔓纏繞)，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湄公河多處河流入口，不知道從哪裡駛入)。自港口西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柬埔寨)。」可以看出，這一趟著實不易，古代的船隻雖行動遲緩，但須半個月才能抵現在的柬埔寨境內，可見河中有不少險阻。河口所見是原始、蠻荒的景象。駛入的口岸經過8、9百年滄海桑田後，現在已成距海幾公里的陸地。

航向湄公河周達觀寫道：「自入真蒲(越南頭頓)以來，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無邊水域)，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雜遝于其間。至半港(窄河處)而始見有曠田，絶無寸木(看不到樹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這一幅畫面就像未有人進入的非洲內陸河，或者就像探險家乍見的亞馬遜叢林。幾筆勾勒，讓我們想不到今天的湄公河有如此的巨變。過去湄公河岸邊榛莾未闢，看不到人煙，而現在隔幾十公里就有村落，再遠一點就會出現中小城鎮，兩岸除了原始樹木外，處處可見人工種植的果樹。稻田就在果樹的空隙之外，更遠處可能就是村落。

在清邁落地，第二天一家人就奔向較少遊客的南邦，南邦距清邁101公里，過去也曾被緬甸人統治了200餘年，所以這裡的佛寺、建築留下緬甸和泰北蘭納王朝的印記。

作為一個觀光客，當然心靈上是放鬆的，但來此一遊，未免過於膚淺、庸俗，因此在這一旅遊中我把乍看到的與國內的強烈反差特別標記起來，這種強烈印象應是旅遊的價值之一吧。

清邁火車站出發，搭站站都停的普通車到南邦，共13站，時間2.5小時，回程坐包車時間只要70分鐘。這種普通車在還沒搭以前，會以為很落後、髒亂，實際上相當乾淨，座位是藍色的，很有台灣早期台鐵藍皮火車的感覺。車上的一大特色是有小販在叫賣，在較大站的南奔上車，過了數站之後才下車。一位本地中年婦女提了一個籃子賣小吃如甜點、肉串、當地的土粽等等，價錢只有30泰株，生意很不錯 一下子籃子就空了。

就是想體會泰國的庶民生活，所以才買普通票，坐最慢的火車，在這裡觀光客以歐美人士居多，也有本地的乘客，火車有軟座專供僧侶乘坐，可見僧侶在泰國的地位。ㄧ般座位是硬座，坐2.5小時還不會太不舒服，打開窗戶，吹著窗外的涼風，加上車內的電扇，這種體驗在國內的公共運輸已不可見。歐美觀光客的素質常被認為比較高，但在這車廂我看到洋人將腳放在沒有人坐的座位上，竟然另一個洋人也有樣學樣，令人搖頭。

中途停的站，除了南奔外都是小站，可能一兩分鐘就開了，小小的車站最醒目的是泰王的肖像，大抵上是木造建築，小得精巧，月台都是美麗的盆花，還站了兩三個胸前別滿徽章的鐵路警察，這在台灣看不到吧。

看商業影視不要想會有太多的深度，主要是它先天的限制，它要取悅程度不ㄧ的收視者，最好是及時、淺層的感受，不必花太多腦筋就可消磨時間，或者身心上的得到些撫慰。這是大眾文化先天的限制，因此要更有價值的話，必須排除它的商業性，所以很可能只是小眾，雖然是小眾，但它在時間的汰洗下越形顯出它的價值，它要對世人產生巨大的影響可能需要時間的發酵。台劇《華燈初上》風風光光上映，但它受限於大眾的、媚俗的性格，在時間的洪流下，終究只是亙古天空中一閃即逝的星火，不可能會在歷史上占有熠熠生輝的長篇。

有深度的文學不一樣，它得受時間的考驗，安德里奇《德里納河上的橋》也寫華燈初上的情景，這裡有歷史，有社會，有人性的深度刻畫，試問台劇《華燈初上》能有怎樣的深度呢？如果有歷史，如日本經濟崛起後在台灣的情色追逐，只是一閃即過的畫面，不會令人省思、進一步想在探索；賣弄風情的場景也無法和這個女性的整個人格世界連結起來。這就是文學與影視最大的差別；前者要求的是深度，後者在乎的是資本的回報。

塞爾維亞作者安德里奇名著《德里納河上的橋》，透過鄂圖曼土耳其統治期間ㄧ位帕夏在德里納河興建的圓拱橋，敘述了兩岸族群往來的歷史，這之間透過數個主題呈顯了不同族群在歷史洪流中的遭遇。這之中最令人動容的是寫猶太女子羅蒂卡的故事，她的故事生動地寫出東歐猶太人在19、20世紀之交的集體命運，在奧匈帝國卑微地討生活是整個大的背景，然而聚焦的是羅蒂卡這個活生生、風姿綽約的寡婦的身上，在她身上看到整過族群的命運，在當代歷史無情的沖刷下，她由從容到艱辛到疲憊的生命史。這樣的小說所呈現的華燈初上，哪裡是台劇能望其項背？

羅蒂卡是奧匈帝國治下加里西亞的猶太年輕寡婦，她在帝國統治了波士尼亞後，到了波士尼亞東端的維舍格勒(visegrad)開了一間酒店。這時是19世紀最後的25年，這個時期是帝國皇帝弗蘭茲．約瑟夫時代，表面和平、相對包容的時代，這種安全、舒適、繁榮的假象也感染到的波斯尼亞這座偏遠地區的小城。酒店表面上是由其平庸的姊夫經營，而病弱的姊姊帶著兩個孩子，實際上的經營者就是羅蒂卡，因而這家酒店就被暱稱為羅蒂卡酒店。她年輕美麗，口齒伶俐又有男人的堅毅性格。

她有一套對付客人的方法，同任何人交談都很溫柔、熱情大膽、俏皮、銳利、令人快慰，雖然塞爾維亞語說得很差，但她能精準地抓住來客的心理，憑藉機智，對於想入非非的男客，也能讓她們適可而止。她把酒店經營的有聲有色，賺到了大一筆錢，但對乞丐、病人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也慷慨地施予。一個如此精明的女子，如果放在較高層，如貴族或者皇宮也都能出色地處理各種事務。

蕭洛霍夫這ㄧ史詩般的巨著，我看的中譯本有四大冊，讀起來相當輕鬆，不會像讀《戰爭與和平》那樣的沉悶。這種大部頭的書，開啟了各個層面的視界，不會讓你只受限於單ㄧ的線索，當然說不上是百科全書，但內涵也是夠豐富的了。這部小說也曾改編成電影，但電影內容跳躍得太厲害，想從電影中看到小說所具有的深度與廣度，是不可能的事。

對ㄧ戰前後的歐洲史或俄羅斯歷史如果沒有起碼的了解，恐怕對書中所涉及的行為、思想，尤其是戰爭，是不易了解的。小說的背景是1910-1920年間俄羅斯東南部頓河邊哥薩克部落，村民在戰爭的洗禮下，悲歡離合的際遇。處在這一歷史急遽變動的年代，他們的命運無法自主，但他們也試圖找出一條自己的路，雖然最終失敗，但他們的生命軌跡並不會就此消失，他們留在歷史裡，留在地球上其他人的心底。

1917年之後，同盟國進駐俄國通往國外的要道如海森崴、敖得薩、莫曼斯克等重要孔道，派出的軍隊達10幾萬之多，起初是防止同盟國控制戰略要地，後來則是支助白軍，成為對抗布爾什維克的重要軍事支援。外國勢力介入，但這還不是主力，內戰的主力是白軍，他們的目標在推翻布爾什維克，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

在俄羅斯東南部頓河的哥薩克，在內戰的環境下有的加入紅軍，有的加入白軍。與白軍並肩作戰的哥薩克也曾經和白軍分裂過，最後的結局當然是，在整個歷史的進程下頓河哥薩克難免於悲劇命運。

本書的背景是俄羅斯大動盪、大轉變的歷史，當中的人物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但如果只是見證，若不能抓住緊要之處就無法成為文學巨著，這裡要緊的是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塑造，否則抓不到重點，套用盧卡其的小說理論；

群眾大會結束後仍然能夠保持高熱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有諸多條件的配合始可。無疑的，宗教的凝聚力最大，能夠讓人如癡如醉地跟著他們的宣教師走，並且心甘情願地掏出大把鈔票來。

政治造勢大會如果辦得和宗教布道大會一樣，它的凝聚力可跟ㄧ般的政治造勢大不同，在凝聚之後就是擴散，會由少數人擴展到多數人，這些檯面的狂熱分子的目的很容易達成了。近代的經典範例是希特勒的宣傳，他們的造勢活動是所謂的法西斯美學，在聲光轟隆納粹的口號下，群眾好像得到解放一樣，這種宣傳氣勢成就了主導德國的政治勢力。

屈辱、不幸、不平的訴求最容易打動人心，但這是特定時空的產物，以台灣為例，美麗島事件後，受刑人家屬紛紛參選，以悲情為訴求，在哀戚的音樂之下，不知打動多少人心，但在民主化之後這一招恐怕不管用了。

1979年伊朗革命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大事，當時的巴勒維國王的政府貪腐嚴重，又深深地和美國掛勾，這都是革命的主因，但推波助瀾的是伊斯蘭教的傳道，如果不是宗教發揮如此巨大的力量，專制獨裁政權要土崩瓦解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事。伊朗的什葉派傳統可以說悲情政治的大本營，在幾十世紀的傳承下，早已深入人心，更且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什葉派的導師或講述者將觀眾的情緒緊緊地抓住，讓他們哭讓他們笑，最核心的一齣戲是伊瑪目(宗教領袖)胡笙被謀殺而死的故事，這個不幸的事件主導了伊朗宗教劇的劇情。在這之中觀眾的情緒被激發出來，他們的內心有很深的內疚，因為祖先犯了錯。殉道者的故事被結集成書，甚至在伊朗有許多殉道者的節日。這樣的講道更進一步進入街坊、城市的咖啡店中，可以說已滲入社會的每一角落，當然這一齣悲劇讓人悲傷之外，也具有娛樂效果，在哭完以後內心舒坦多了，這是心靈的洗滌，痛苦不是以自身為目的，它應該被克服，之後就是高高興興地回家。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一書中，從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薄伽梵歌」的有名的論辯故事，來探討過程與責任的區別及其重要性。

在一場部落大戰即將爆發之際，領導的戰士阿朱那感到猶豫，但天神化身的車夫兼軍師克利須那要他勇往直前，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也就是不顧一切去戰鬥，但阿朱那則為戰爭可怕的後果感到憂慮。這一場爭辯常被視為道義論與後果論的爭辯。在英國詩人艾略特的《四季》一詩中就以格言式的話語說道：「不必考慮，行動的後果。向前行進吧。」怕別人誤解，艾略特闡釋道：「不是永別，而是揚帆前行，航海的旅人們。」

在戰志高昂的詩人或民族主義者眼中，克利須那的主張才符合他們的口胃，雖然梵歌主要是在讓克利須那反覆說明責任的真理，但是「梵歌」結尾處，當所謂正義之戰結束後，滿目瘡痍，處處死屍，女人們為至親之死而哭泣。在這裡所要顯現的是阿朱那表現得更深謀遠濾，真理未必完全站在克利須那一方。

阿馬蒂亞˙森將阿朱那的推理中的三種重要元素進一步剖析，這三種元素各不相同，但彼此關連著。

1. 阿朱那推理的核心是一個不能堅持不計後果的正義，而完全忽略社會出現的情狀，這可稱之為「現實世界的相關性」，在此作者稱之為「人類生命的意義」。這是第一元素，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要指出的是，作為一個人的首要關懷，就一個戰爭指揮官阿朱那來說，就是要避免戰爭引起的悲慘後果。

鄂圖曼土耳其進攻維也納失利後，在1698年簽定卡羅維奇條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奧地利割讓匈牙利與外西凡尼亞(今屬羅馬尼亞)，從此以後帝國的擴充可說已告終，但往好的想，帝國進入一段和平時期，可以讓帝國重新整頓再出發。

進入18世紀，鄂圖曼土耳其的外交多於軍事，從1739-1786年間帝國西疆的和平主要是以外交來達成。對於這一新的形勢難道帝國不思進取，不思擷取西方諸國的長處，而只能率由舊章嗎？帝國一向被認為對西方國家的壓迫，反應過於遲鈍，這當然是事實，但這是老大帝國的通病，不是鄂圖曼土耳其才如此。如果和中國比起來，這一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帝國，比起「東亞病夫」的中國，其實在面對挑戰上它的反應靈敏多了，只不過地緣因素，鄂圖曼土耳其必須早早就替東方的中華帝國擋住西方列強的子彈，這一站在前線第一排的地位，才特別顯出它的老態、脆弱、無能。

鄂圖曼土耳其早在卡羅維奇條約之前，和西方國家已經多所往來，1720年大臣葉爾米賽基茨為同意法國修復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之事前往巴黎，此行被交付的任務是對工廠及要塞，文明與教育方法，對適合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能應用的東西提出報告。前一年大臣為了和奧地利簽約，跑了一趟維也納，充份注意到了帝國外邊可以學的甚多。

此行對高層人士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在器物利用上，只要合於實用又對社會秩序不會破壞，帝國上層人士接受度極高，如鐘錶、磁器、時裝等等。但也僅只於物質文明的表面，對於可能動搖帝國基礎的改革一開始就敬謝不敏。這一時期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工業革命還在萌芽期，西方國家對中國文明還抱持仰望欣賞的態度，而滿清帝王也是如此，博學的康熙認為西方文明在中華文明之下。1793年乾隆甚至對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說中國「從不貴奇巧，並更無需爾國置辦物件。」這一孤立思想在東方行得通，日本鎖國也是同一套路，和外國有限的接觸，才能避免國家受到不良的影響。

18世紀鄂圖曼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已有密切的接觸，但未能造成深度的文化轉型。對於西方模式的全盤接受在意識形態上不可能，帝國以伊斯蘭的守衛者自居，這一立國精神豈能在西方國家未明顯佔優勢前就自行拋棄？如果這樣做，未能在國外事物上取得優勢前，自己內部就已陷入無止境的紛擾中。而最現實的，如果果要全面現代化，就會威脅到特權階級的地位，如軍事現代化，教士階級全然不能接受，因為這樣一來教士壟斷教育的地位勢必消失。

近代許多國家曾懷抱舊日帝國的偉大榮光，在時機來臨時都曾想奮力一搏，妄圖恢復昔日的帝國榮耀，但這一股逆流帶來的是人民極大的痛苦，國家整個元氣的大傷。以一次大戰前後來說，戰敗的鄂圖曼土耳其與戰勝的義大利、希臘同樣地鑄下了大錯，前者被迫接受苛刻的城下之盟，後二者則民力用盡，更促成了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的興起。

1918年趁著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土耳其進軍高加索，還佔領了石油重鎮巴庫，在蘇聯革命穩定陣腳後，土耳其無功而退。在同一年土耳其在巴勒斯坦、敘利亞全線潰敗，至此最高統帥恩維爾才接受德國籍顧問利曼的意見，把部隊抽調回來支撐帝國的防禦體系，但調回的兵力太少，土耳其已銷耗太多。君士坦丁堡空虛的防務，根本無法在保加利亞投降後，抵抗來自北方西方的協約國部隊。

恩維爾不聽德籍顧問的建議，為的是把帝國勢力伸入裡海，雖說阿拉伯地區可能失去，但鄂圖曼土耳其的最後尊嚴在保有中亞泛突厥地域的霸權，竟把最精銳的部隊抽調至高加索，這是垂死帝國的豪賭，也以帝國的崩解付出了代價。 

21世紀的土耳其當然已不能和過去的鄂圖曼土耳其同日而語，但重現帝國榮光的動作仍然不斷，最顯著的是介入三個「亞」的國家的紛爭：幫助亞塞拜然打敗亞美尼亞，介入利比亞、敘利亞內戰，這樣的動作搞得羅斯、西方國家大為反感，土耳其將再起了嗎？它的國力能撐起區域的大國夢嗎？看來還有一段路要走，可不要為了保有虛幻的過去的帝國夢，再度弄得國困民窮，而無法在國際舞台上華麗伸展。

希臘趁著土耳其戰敗，逮住這個歷史機遇，希臘準備實現所謂的「宏大理想」(Megali Idea),意即擴張領土至小亞細亞，將希臘本土與鄂圖曼土耳其治下的希臘子民統一起來。這個夢想受到英國的支持，但最後英國撒手不管。1919-1922年希臘入侵安那托利亞，這時的土耳其在民族主義者凱末爾的號召下，在安卡拉另立政府，已經作好了保衛國家的準備。雙方損失都極慘重，希臘最終從基督徒聚集區士麥那後撤，當地數萬基督徒被屠殺，這個地方也被土耳其改了名稱。

一、

百年前發生在鄂圖曼土耳其的亞美尼亞種族滅絕悲劇，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亞美尼亞國內與國外子民身上，不管遷至何處，大屠殺的陰影揮之不去，如同壞基因一代傳一代。估計1915年至1921年，約100萬至150萬亞美尼亞人死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蓄意的種族屠殺。

亞美尼亞首度建國始於西元前189年，存在超過600年，其統治面積為今日亞美尼亞的8倍。在第三世紀以基督教為國教，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自稱是諾亞的後代，諾亞方舟就停泊在阿拉拉特聖山之上，可惜在慘劇發生後阿拉拉特聖山被劃入土耳其國境，亞美尼亞人只能在毗鄰之地遠朓。

亞美尼亞的歷史是一部被征服、瓜分的歷史，所以移民社群的凝聚力也特別的強，自上世紀80年代就致力於西方國家遊說推動種族滅絕的承認，1987年歐洲議會通過相關決議，到目前為止已有20幾國承認。

亞美尼亞人在美國遊說的成效僅次於猶太人，遊說重點包括：金援亞美尼亞(人均金額僅次於以色列)、降低對土耳其軍事經濟援助、種族滅絕的承認。種族屠殺這一議題尤其是鍥而不捨的目標，雖然歐巴馬尚未使用種族滅絕的字眼，但已有42州承認。(拜登政府才宣告種族滅絕)

對於戰士來說，他們的生命握在指揮官手中或者更遠的軍國統治者手中，一戰二戰的慘烈傷亡不用多說，在戰爭史上多的是以無數無名士兵的骸骨堆疊起來的痛史，如果是成就所謂的功業倒還有話說，戰爭販子總會搬出堂皇的言辭來掩飾不曾說出口的狂亂的野心、無止盡的私人欲望；輸家則是搖尾向勝利者討一個較好的停戰協定。在戰爭的過程中兵士是草芥，踩過就不再回顧，對於這樣的慘劇，不只是指揮官的恥辱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其實戰勝與戰敗對士兵來說命運都差不到那裡，這些無名者殊途同歸，死亡、傷病，前途茫茫，如果有光榮則歸於空渺的國家或民族或因戰勝的受益者。

一戰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開戰之初，在達達尼爾海峽與加里玻里打了漂亮的仗，但在之前的高加索對俄羅斯的戰爭卻是一場悲劇。主帥恩維爾帕夏親征，但對天候的低估，軍士在薩勒卡默死了四萬多人(近半數)，大半的受害者都死於凍傷、失溫等與寒冷有關的病，而非死於敵人的炮火。

這是1914年年底兩三千公尺的高山，深山積雪，溫度往往掉到零下二三十度，禦寒衣物又短缺，缺了數萬的大衣、靴子、毯子、背包。第九軍在山脊行軍時，上級竟要求士兵丟下大外套以減輕負擔。

這樣的不恤兵命，吃敗仗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恩維爾帕夏還能從容地回到君士坦丁堡繼續發號施令，這是獨裁的帝國，如果在英法美協約國還能穩如泰山嗎

反觀俄羅斯的軍隊以此為借鑑，在1915年的整備中就特別準備了大量禦寒的衣物，特別的是分發每人兩根短棍木材，可供士兵在荒涼酷寒之地生火，比起許多沒有木頭可用而活活凍死的土耳其人高明多了。但這不是說俄羅斯及蘇聯在一次和二次大戰中更愛惜士兵的生命，一次大戰傷亡是德軍的數倍，二戰更是慘烈，軍事人員損失近千萬，加上平民則高達二千七百萬，這在民主國家可能發生嗎？

作者說西方將西葡的海洋發展稱為「大航海時代」，這一說法大有問題。因為早在西葡到東方來之前，自古以來阿拉伯和伊朗的船隻早就航行在中國和非洲的大洋之上，只有在蒙古帝國解體之後才中斷。經過100多年後，葡萄牙出現在東方，他們靠的是阿拉伯、伊朗的船隻和航海技術。另外，西班牙能統治南北美洲大陸，也因為這一塊土地是美洲，才有可能辦到。過份高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發發展，令人感到質疑。

衫山正明的觀點頗有說服力，他不當西方論述的應聲蟲，對於東西方發展的重大轉折隨著時間在推移，但西葡的海上事業實在不能說是一個真正的轉捩點。

更早前阿拉伯人雄霸印度洋，甚至在東非，馬達加斯加對面的基爾瓦建立商貿殖民基地。16世紀前後世界的中心在歐亞，美洲還只是邊陲地帶，在歐亞大陸幾個大帝國如哈布斯堡、俄羅斯、鄂圖曼，蒙兀兒、大明，這幾個帝國是世界的中心。

葡萄牙在鄂圖曼帝國佔領中東後，試著繞道非洲到印度建立新航線，紅海及印度洋成為葡萄牙主宰的地盤，但在印度蘇拉特港成立東印度公司，少數的商賈和傳教士，在16、17世紀強大的蒙兀兒王朝的眼裡不會有太大的作用，所以並不加以排斥。同樣的情形在中國的澳門，少數的葡萄牙人不能撼動大明王朝。所以西葡如果不是在美洲，而是在中國或印度，想要用武力建立大規模的殖民地，恐怕會鎩羽而歸。

要到18、19世紀英法帝國主義興起，東方舊式帝國才真正遇到致命的打擊。